韩联社本篇文章4661字，读完约12分钟
近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发掘和一点档案的解读，学术界对中国共产党史上重要的事情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这里对民主革命时期一些事件的研究状况作一点评论。
1 .“社会主义争论”——张东荪、梁启超等人所持观点的合理因素受到重视
从1920年11月开始的社会主义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执行革命还是改良的重大思想争论。 以往的党史著作在评论这场论战时完全否定了张东荪、梁启超的主张，完全肯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 近年来，学术界重新审视这个争论，谋求公正客观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在充分肯定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便否定。” 胡绳甚至认为在社会性质问题争论中共产党不能取得胜利，“现在看这两种意见，不如说梁、张的意见是‘接近马克思主义’”。 有论者还指出，梁、张的错误看不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快速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障碍，主张依靠资本家的快速资本主义发展来处理中国问题。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有一方面，他们不认为资本主义是适合人类社会特定快速发展阶段的历史过程，而是认为完全不好，应该无条件地消灭。 他们认为中国不需要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就可以直接实行社会主义。 这实际上带有空社会主义色彩。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大事。 关于党的创立的研究由来已久，建党后不久陈公博的《共产主义在中国》、蔡和森的《中国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戴代英的《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邓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等记述和初步研究。 之后，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中断，但是取得重大突破可以说是在改革开放后。
一直以来，国内一直流传下来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很少提到共产主义国际的作用。 近年来，关于共产主义国家和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关系问题因文件的公布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有论者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进行了直接指导、组织和援助。 俄罗斯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等领导组织在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集团和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首先致力于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然后逐渐转变为纯粹的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初期组织是在共产主义国际和俄共产党人的推进和援助下建立的，所以中国共产党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和干部准备相当不足，其初期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和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努力是创造性思维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层次思考
3 .“江浙同乡会事件”——不存在所谓的“江浙同乡会”组织
近年来学术界进一步探讨了“江浙同乡会事件”的原因、评价及影响。 虽然被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个组织，但这件事及其影响确实存在。 因为这个事件在当时苏联的中国学生中几乎没有纷争，被其中一些宗派意识很强的人利用，受到恶意攻击，被负责解决它的相关领导人渲染，最终成为了可怕结果的严重政治事件。 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随着苏联党内斗争的加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左”倾向的错误崛起，很多人成为了这件事的受害者，其中留在苏联的人继续受到政治迫害，回到国内的人成为了王明错误路线的受害者。
4 .中山舰事件---事件的发生不一定在蒋介石的计划中
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的计划和阴谋。 近年来学者杨天石提出中山舰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和必然性。 当时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发展和俄罗斯顾问影响的增强是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倾向导致事件发生的必然因素。 蒋介石错误地相信了一个人的谣言:“西山会议派”和“孙文主义学会”，这是事件发生的偶然因素。 杨奎松赞同杨天石的看法，认为事件的发生不一定在蒋介石的计划中，事件发生与蒋介石护党有共同的矛盾，也有对事件发生前一点消息的重大误读，与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不可分割。
5 .南昌起义——南下不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南昌起义是军史和党史上的大事。 长期以来，关于起义失败的原因，权威不是采取当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而是采取了南下广东、进行北伐的决定。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南昌起义军是否应该南下展开了争论。 南下持肯定观点的理由各受重视，综合来说南昌起义军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从群众基础、离反动政权中心南京的距离、经济状况、港口有无便利等方面来看，比湘赞边界有利。 南下的错误不是弄错了进军方向，而是急于广州重新开始北伐。 南下持否定观点的理由综合来说，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条件下，广东不比湘南边界有利，反而在大众基础、环境是否容易开展弱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等方面非常不利。 南昌起义军之所以远道而来广东南下，是因为对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的一些变化缺乏冷静的认识，依然反复出现“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想。
也有论者认为南下不是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南下是当时客观实际的必然选择，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有益尝试，南下军事失利不是南下决定的必然结果。 在当时的主观客观条件下，即使当场革命也很难成功。
6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历史是必然的，对中国革命有效，但条件不成熟，带有“左”的色彩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我们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大事。 那是第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直以来，主流观点基本上持肯定意见，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结晶。
近年来，学者开始全面客观地评价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历史作用。 有论者充分肯定了苏维埃共和国诞生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 他还指出，其成立在某些方面保持了俄罗斯的经验和模式，带有共产主义国家“左”的影响和中国革命“左”的颜色，没有体现中国的特色。
另外，论者肯定了其发生的历史必然性，特别指出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条件不成熟。 受共产国家“左”指导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中央“左”领导人也同样犯了革命急性病和幼稚病，缺乏中国革命长时间性、困难性和重复性所需的思想准备，这在当时急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认知基础。
7 .红军长征——沿袭了多年来的“行动无计划”“军事无准备”的观点而放弃了
近年来，关于长征的研究不仅在决策、准备、重要战役、重要会议、落脚点的选择等方面进一步深入，还涉及长征中的文化事业、经济供给、华侨和外国人等方面，研究行业进一步扩大。
关于红军长征前的决定和准备事业，学术界基本放弃了过去多年沿袭的“行动无计划”、“军事无准备”、“无必要的准备事业”的“赶紧出动”等观点。 论者认为，长征得到共产主义国际的批准，做了大量准备，但“左”倾斜教条主义者对实施这一战术转变犹豫不决，由于撤退太匆忙，因此这一准备不充分。 问题在于战术转移的组织和指挥---决断犹豫不决，没有早点去。 不逃跑，不逃跑，延误了战斗机。 低估了敌人的力量，没有准备坚决战斗。 丢了东西，采取大搬家式的行动。
关于长征的战术方向和落脚点的选择。 自古以来，就流传着长征一开始就北上抗日的观点。 近年来，以北上抗日为长征的目的，最终有在陕北立足的过程，其间有经历了多次变化的学者。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选择在陕北不是事先安排的，党中央、中革军委员会正确分析了敌我双方的现实状况和全国迅速发展变化的形势。
在以往的长征研究中，集中于红一方军的长征，对其他三支红军长征的研究比较薄弱。 近年的研究，对长征有更全面的认识，对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应该重视。 例如，有些学者强调不能因为张国焘搞分裂主义而否定或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 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支援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策应了。
8 .皖南事变---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该承担“重大责任”或“第一责任”
对于皖南事变的发生，以往的研究过于强调事变前蒋介石国民党的阴谋和事变后美国的压力和国际舆论的作用。 近年来，一位学者主张实际上蒋介石国民党没有把消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放在心上。 事件的发生有必然性和偶然性。 事变与国民党一贯限制中国军队的迅速发展，要求其期限离开长江两岸北移冀察的强硬态度有关，与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多次迅速发展华中地区的政策有关，具有某种必然性。 事变和中国共产党延长了北移时间，选择了国民党意想不到的北移路线，国民党正好在新四军逾期南下之日完成了包围部署，封锁了新四军的南进东进道路等偶然的一致。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没有在更大范围内动员中国共产党的计划，美苏和国际舆论反对国共大规模内战，日本的攻击也不会使国民党混乱而引起更大规模的共战阴谋。
关于皖南事变的影响，学者认为皖南事变成为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分水岭。 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在政治上得分，但国民党实际上没有补偿损失。 之后，中共政权独立于军队迅速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大幅度增加，直到抗战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已经成为主客异势。
关于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责任问题，涉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和项英的评价。 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基本达成了共识。 论者认为新四军遭受损失的责任全部归于项英是不合适的。 党中央在事发前对形势的分析也有不当之处，导致了就业指导上的错误。 皖南是党中央的决定，项英对皖南恋恋不舍，反对北上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新四军北移情况很多，党中央、毛泽东有很多指示。 在皖南事变中，项英有责任，但不应该承担“重大责任”和“首要责任”。 这根据史实阐明了一点对项英的谴责。
9 .抗日战争——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应该摆脱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观点。 对抗日战争的时间、国共关系、抗战领导人等许多具体问题，学术界提出了新的观点。
有论者认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评价不应该偏向，应该摆脱传统的国共两党斗争模式，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第一。 否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就破裂了。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分歧主张国民党在原来的社会体系中进行渐进的改良，而中国共产党主张进行更彻底的民主革命，分歧的本质是是否进行社会革命。
关于抗战的领导者问题，有论者提出，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实际上，国共两党并没有共同领导，而是各自领导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因为此，也可以说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它们分别存在，都独立地发挥着全局性的作用。还有学者指出，这两个领导中心的直接体现就是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抗日阵线。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抗战削弱了日军的正面进攻，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在积极打击敌人的并且，还大大增强了自身的战术反击力量。这两个战场从战术全局来讲是互相配合的，都起到了重要的战术作用，忽视任何一个都是不客观的。但这两个领导中心在整个抗战期间的表现并不一样：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推进，国民党的领导中心在不断地削弱，而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却在不断地加强。敌后战场的地位随着它的快速发展越来越重要，这是客观事实。但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两个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刘建美)
高温津贴数年未涨 不自然了谁
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不自然。
